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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开” 谢旦如的革命情怀
    
  

张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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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为谢旦如和夫人钱云锦,后排右起四儿谢庆法、大儿谢庆国、三儿谢庆才、五儿谢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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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旦如青年和中年时期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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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陈列于上海鲁迅故居的这张书桌,是当年谢旦如赠送给瞿秋白的,瞿秋白离开上海时,转赠给了鲁迅

    谢旦如(1904年3月——1962年9月)上海市人。
    早年先后就读于惠灵英文专科学校,1923年考入南方大学,1925年转入国民大学。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获学士学位。
    谢旦如是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鲁迅纪念馆首任负责人。与进步文化人士创建“上海通信图书馆”,担任执行委员。1925年参加“湖畔诗社”,出版进步诗集和刊物;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活动;参加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编辑工作。
    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研究室副主任,1951年调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筹建工作,1957年5月任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1960年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三届政协委员。
 
早年参加过“湖畔诗社”
    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毗邻,曾居住过一位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富家公子,他就是被冯雪峰赞誉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红色小开”——谢旦如。近日,记者专访现在此处居住的谢旦如最小的儿子谢庆中,了解到谢旦如保护革命文物的一些详细情节。
    谢庆中告诉记者,最近有两件事令他很高兴,一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湖畔社诗选》,收入了谢旦如的诗集《苜蓿花》。父亲《苜蓿花》的手稿,他从未见过,现在读到父亲早年的诗作,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二是谢家在南市紫霞路68号的地契发现了。我们的交谈就从这两件事说开了。
    谢旦如的父亲谢敏甫是清代举人,家中世代经商,在上海拥有福源、福德、福康钱庄,家资万贯。谢敏甫酷爱古籍字画,藏书丰厚。为庆贺谢旦如出生,谢敏甫建造了紫霞路68号三开间三进的房子,是王家码头这一带最豪华气派的。
    按子承父业的要求,谢旦如15岁那年进福源钱庄当学徒。他与钱庄里爱好新文学的进步青年应修人、许元启、徐耕阡等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推荐进步书籍、传播新思想,免费借给全国各地读者。1922年春,应修人与冯雪峰、汪静之、潘谟华等人创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湖畔诗社”,谢旦如积极参与诗社活动,写成《苜蓿花》。共同的理想信念,谢旦如与应修人、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成为亲密朋友。
瞿秋白在
谢家“隐居”了一年多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当冯雪峰透露安排瞿秋白到谢旦如家避难的想法时,谢旦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31年夏的一天,冯雪峰陪同瞿秋白夫妇来到谢家紫霞路68号寓所隐居。谢旦如瞒着全家人,大家只知道来人是他的好朋友,因身体不好,来此养病。只知道这位朋友叫林复,家人就按上海人的习惯,称呼他为林先生,称呼他的妻子为林家嫂嫂,两家亲密相处。怕暴露瞿秋白身份,谢旦如不再邀请亲朋好友到家聚会。
  1932年,日寇挑起“一·二八”战事,为避战火,谢旦如举家及瞿秋白夫妇迁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直至战事结束,才又搬回紫霞路68号,一直隐居到1933年2月。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蒋委员长悬赏2万大洋通缉的“共匪”瞿秋白,竟然藏身于上海滩有名的“小开”家中。据冯雪峰后来回忆:瞿秋白与鲁迅的来往始于谢家,那是在《毁灭》译本出版时,鲁迅夫妇带着海婴去看望瞿秋白夫妇。瞿秋白隐居谢家期间,与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领导了“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为“左联”刊物写了许多文章,翻译了不少介绍苏联革命的文学作品,甚至还研究了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
谢家的房顶
决不挂日本国旗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谢旦如生意上来往的日本客户劝他:“只要在房顶上悬挂日本旗,家中就会平安无事。”谢旦如义愤填膺:“挂日本旗,就是让我当汉奸,我决不会这样做。”谢旦如亲眼目睹日寇将家中大量的古籍字画高档物品抢掠一空,在房子四周浇上汽油烧毁。那只被谢旦如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藏有方志敏、鲁迅、瞿秋白等人手稿的皮箱幸好事先被他带出。
    谢庆中伤感地说:紫霞路房子被毁时,他出生只有七天,父母就带着他和四个哥哥过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一家在富民路、复兴路、黄陂南路好几处住过,家中经济每况愈下,房子越住越小。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上海中学生地下党并任负责人的二哥谢庆璋,因身份暴露,转移到根据地打游击。戴着眼镜的二哥,在一次战斗中,因眼镜掉了不幸被逮捕,关押在湖北孝感监狱。当时,为营救儿子,艰难度日的谢旦如只得向夫人钱云锦娘家借钱,并由应修人的妻子曾岚陪同赶赴湖北,疏通关系后将谢庆璋营救出来。谢旦如与谢庆璋去香港避难,过了一段时日,谢庆璋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斗争。
    谢庆中说,那时他已记事。父亲临走前一再叮嘱母亲,一定要保管好那只皮箱。为保险起见,母亲将这箱珍贵资料藏到外婆家的寿材里,同时将紫霞路68号的地契交给三娘舅保管。谢庆中说:“前年,但任卢湾区政协委员的表弟来探望我,说起发现家中有张紫霞路68号的地契,是当年瞿秋白住过的那幢房子的地契,捐赠给了相关部门。由此想来,地契在表弟家也是情理之中了。”
突击出版
《前哨·纪念死难者专号》
    谢庆中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谢旦如就将不少革命文献资料交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当年为掩护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活动,谢旦如在武进路中州路上开设了一家“公道书店”,并在隔壁又开设“红狮食品公司”。两店之间有一扇不易被人察觉的小门,一旦遇有紧急情况,在书店联络的同志就可以转移到食品店,化身顾客离开。当时应修人、冯雪峰、丁玲、楼适夷等人常来此联系工作。1931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左联”五烈士和何孟雄、林育南等24位共产党人。“左联”决定突击出版《前哨·纪念死难者专号》刊物,将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真相公布于世。在当时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承接这项印刷业务的情况下,谢旦如毅然组织工友在公道书店秘密排版印刷装订。这本由鲁迅先生亲笔题写“前哨”两字的刊物,就在书店楼上的小亭子间里诞生了。它犹如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犹如革命者前赴后继的号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谢旦如将自己珍藏的唯一一本《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及鲁迅、瞿秋白的手稿捐赠给了鲁迅纪念馆。
珍贵的资料捐献给国家
  谢庆中回忆,1957年由市文化局安排,他家住进了山阴路132弄8号,结束了蜗居生活。1962年,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负责人的父亲去世,他们兄弟五人(大哥庆国、二哥庆璋、三哥庆才、四哥庆法和庆中)联名将红军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稿本、丁玲写给冯雪峰的六封信及作品手稿;丁玲、胡也频、应修人等人的照片;郭沫若、汪静之等人的手稿捐赠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他们将此视作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万五千里》影印珍藏本,首次公布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的第一部红军长征回忆录,这本纪实回忆文集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早最直接最真实记录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回忆录,也是鲁迅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历经69年世事沧桑依然完好无损,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库房内鲜为人知安放了44个年头后影印出版,引发全国轰动,不能不算一个奇迹。当年,党中央为向世人宣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于1937年3月至6月间书稿从延安被传递到上海,计划由当时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安排在上海出版,但由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沦陷,出版计划被迫搁置。书稿几经辗转交由谢旦如保存。谢庆中说,父亲若在天有知,一定也会感到万分欣慰。
    说起谢旦如冒着生命危险保存革命文物的英勇壮举,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得以重见天日,谢旦如功不可没。据《光明日报》报道:经专家学者长期考证,了解到烈士的狱中文稿曾多次从狱中送出,但有据可查成功送达党组织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由在监狱供职的高家骏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程全昭随身带去方志敏用米汤密写的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等人的几封信。几经周折由救国会知名人士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女士到宝隆医院与程接头取走文稿;另一次狱中文稿是当年与方志敏同被羁押在监狱的国民党高官胡逸民,因与蒋介石素有矛盾被方志敏争取。胡逸民出狱后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再次送到上海。凑巧,这批文稿又是胡子婴接收的。几天后胡将文稿转给宋庆龄,后宋又将文稿交给冯雪峰。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冯又遵潘嘱转交谢旦如保存。
    上海在日寇铁蹄践踏下沦为“孤岛”,环境异常险恶。谢旦如担心这些重要资料会遭遇不测,在多次寻找党内同志不遇情况下,毅然决定以霞社名义出版以《方志敏自传》为题材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遗稿,同时出版瞿秋白烈士的《社会科学概论》、《乱弹及其他》、《街头集》等。谢旦如不仅在战乱中保存了烈士文稿,而且是国内最早出版方志敏部分狱中文稿的。
那尊莫扎特雕像
现在还珍藏着
    谢庆中还向笔者透露谢旦如与著名翻译家傅雷交往的故事。谢旦如与傅雷是好朋友,俩人都慷慨帮助接济共产党人。谦虚的傅雷常将译稿请谢旦如校对,那时谢家借住在贝勒路上的梅兰坊(今黄陂南路596弄),傅雷每次来总是压低帽沿,不想被就在楼下的亲戚认出。有一件事谢庆中特别难忘,那次父亲带他去傅家,比他年长几岁的傅聪正在弹钢琴,调皮的庆中就依在边上,叮叮咚咚地敲打琴键。傅聪的手指就吱溜一下在琴键上滑来滑去逗他玩,未料,家教严苛的傅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煽了傅聪一耳光,谢旦如脸上挂不住了,立马带着儿子告辞。心地坦诚的傅雷次日就来到谢家致歉,还送给小庆中一尊莫扎特的雕像,一直到现在谢庆中都珍藏着。
    谢庆中记忆中,以后的岁月里,不少革命志士及后人来看望父母:有冯雪峰、周海婴夫妇、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方志敏的儿女等。也是在父亲的影响和激励下,他的二哥、三哥、四哥都曾从事革命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