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寿 ——访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杨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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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下旬,我到上海交大对门的一幢公寓采访杨槱教授,刚一按响门铃,就见杨老一脸慈和地站在门口。“欢迎、欢迎,定海同志,你是喝茶还是咖啡?”我看见杨老家的餐桌上,早早放好了两只杯子,里面分别装着茶叶和咖啡。
  早就听闻杨老是个亲善的智慧老人了,今天走近他,才从细节里直接感受到老教授为人处世的风貌。


  再过几个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船舶工程专家杨槱教授,就足90周岁了。
  杨槱是我国船舶设计学科的开拓者,是我国船史研究的奠基人。自1986年4月起,杨槱院士还连续三届担任了上海市政协的副主席,连续两届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主委和九三学社的中央副主席。他是上海人民敬重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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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槱父亲自传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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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在去英国留学的轮船上


  就是这样一个一生有过无数荣誉的智者,却告诉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小时候,看到家里有客人来时,我总是东躲西藏的。父母一直说我‘不出趟’。其实,不是我不识抬举,是我心底里就不喜欢在别人跟前抛头露面。”杨槱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解放前,他在青岛造船所任工务课长。一次,由他主持设计的一条船下水了。厂长、主任、科长等厂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和贵宾们都争着站在新船旁拍照。有一个工程师看不过去,跑过来问,你是设计者,为什么不站到镜头前面去?杨槱回答他,这不很好吗!新船下水了,厂里上上下下都开心。
  一生沉迷于科学技术的魅力,淡然于人际交往的虚夸。杨槱的心胸永远晴和而明朗。
  2003年冬,杨槱85岁生日时,市政协原主席王力平为他写了一幅大字:“寿”。

  中学时代就写了“广东造船史”

  杨槱的“槱”是什么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积聚木柴以备燃烧”。这个冷门字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孙炳文为杨槱起的学名,当时杨槱一家住在广州,孙炳文是他们的邻居。
  孙炳文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的生父,1922年他与朱德一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孙炳文被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杀害在上海龙华。“我父亲杨宗炯和孙炳文是北大的同学,他们早年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后到广州追随孙中山。我大弟杨棪,大妹杨沂的名字,也都是孙炳文起的。”
  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太需要让“木柴”积聚起来“燃烧”了。小杨槱没有让孙炳文伯伯失望。因为战乱,当年的杨槱跟随父母常常坐船往返于广州、上海、南京、武汉等几个城市之间。“大大小小的船只我都坐遍了。在这些旅途中,我直接感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苦难深重。”杨槱说,他从小就对机械和船舶有兴趣,后来读了一点书,知道一个国家的强盛和海洋有很大的关系。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六大洲号称为“日不落”帝国,不就是从海洋发家的?
  还有一件事,更是深深刺痛了少年杨槱。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日、英帝国主义残酷杀害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广州和香港的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也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活动。6月23日,当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时,英国士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游行队伍,当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随后学校老师也组织我们小学生去游行,才走到一半,就有人劝告我们,前面危险,不要再去了。我亲眼看见游行队伍从沙基方向回来,好多人推着盛放着遇难烈士尸体的板车。当时我就联想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不都是坐着轮船侵略我们中国的吗?”
  在少年杨槱看来,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海上打不过帝国主义的军队。他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成为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专家。
  杨槱开始广泛地涉猎船舶方面的书籍。那时他正在广州培正中学读书,便以《广东造船史》为题,撰长文表述了自己对船舶业的认知和理解。
  1935年秋,18岁的杨槱心揣宏图大志,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求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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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家里,身背后为王力平为他题写的“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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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乘船穿行长江葛洲坝船闸

    “瀛州”号巡逻艇70年代还停靠在黄浦江边

  1940年5月,杨槱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先在内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任讲师,继而进入了重庆民生机器厂任副工程师,开始从事船舶的设计工作。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造船事业,杨槱每周5天在厂里干活,2天到重庆商船学校去兼课。他的讲课深入浅出,且充满爱国激情,吸引了很大一批有志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大弟杨君劲(杨棪)。杨君劲为大哥杨槱对船舶的深爱所感染,慢慢地也喜欢上了这门行当,后来终生以此为业。“我弟弟杨君劲在行业里还是有点小名气的,他的动手能力要比我强。”杨槱的语气里颇多欣赏。
  1944年11月,杨槱作为中国海军的造船人员到美国费城进行了一年多的学习考察,回国后,在海军江南造船所任工程师。1948年,他调任上海海军机械学校教务组长兼海军江南造船所工程师,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的船舶工程专家之一。1949年,上海海军机械学校迁至马尾,后搬去台湾。杨槱毅然回沪,迎接新中国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杨槱最先的公职是同济大学教授兼造船系主任,后应邀到大连工作,1955年2月,他回到上海,出任交通大学副教务长。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交大,掐指算来,已经50多年了。
  上海交大造船专业的地位在我国教育界当执牛耳。杨槱在交大50多年,先后担任过:教务长、造船系主任、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杨槱被任命为学科评议组成员,并任船舶(含海洋)工程学科评议组组长。
  几十年来,杨槱为发展我国当代船舶工业历尽艰辛,功绩卓著。
  他是我国船舶设计学科的开拓者,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论文“川江船型之检讨”,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发表,获学会授予的三等奖,当时他不满25岁。杨槱还是我国应用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和学科带头人。他率先发起并与国内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了“海洋货船设计集成系统”,这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了国防工办、交通部和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他与两位青年教师合编了《电子计算机辅助船舶设计》一书,被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评为优秀教材。另外,他还是我国造船专业各学科中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
  杨槱早年主持设计了“瀛州”号巡逻艇、15000吨自卸运煤船、5000吨近洋干货船、15000吨经济型远洋干货船等多型船舶,每一艘船舶在当时都属技术领先、操作简便的“好船”。“‘文革’后期,在学校里没事可做,被安排到上海船厂和工人一道干活,我每天乘轮渡过江时,还时常看见那艘‘瀛州’号巡逻艇停靠在黄浦江边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提到这件事时,记者仍然能感悟出杨槱的那种浓浓的旧情。对于船舶事业的挚爱,杨槱早以渗透到骨子里去了。

  船舶专家杨槱参加了市第九次党代会

  作为一名船舶工程专家、一名大学教授,杨槱与轮船和海洋打了60多年的交道,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我国各层面的船舶制造和研究的领军人物。但是,社会上更多人对杨槱的认知,似乎还是因为他长期担任了民主党派的高层领导。
  “你是怎么想到要参加九三学社的?”记者问。
  “其实,由于信仰共产主义,我最早提出的是希望加入共产党,那还是在1954年吧。”让人不得不感佩的是,那些50年前的种种细节,90高龄的杨槱今天依然回忆得清清楚楚:“一天我拿着入党申请报告交到了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手里。可能是我解放前的历史比较复杂,入党的事被搁了下来。而50年代的上海交大,九三学社可称得上是一个‘大党’了。当时我在上海交大担任副教务长,正教务长和另外几个副教务长,以及其他的一些系部主任,参加九三学社的人很多。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上海交大的党委领导也对我说,‘你参加九三学社可以结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对你的教学和研究是有益的,而且还有不少锻炼的机会。’于是我就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你就再也没提出过入党了?”
  “不不!我每隔几年就打一份入党报告给交大党委,希望他们能考虑我的志愿。但是党委领导们总是满脸悦色地说,‘杨老啊,你留在党外要比留在党内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我觉得他们讲得也有道理,但心仍不甘,入党报告照样过几年就交一份。”说到这里,杨槱停顿了一下,“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想不到的是,1996年我从市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市委主委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交大党委吸收了我。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最高理想啊!”
  让杨槱特别自豪的是,在刚刚闭幕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他以90高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列席参加了会议。在小组讨论会上与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共论国家大事,心里特别高兴。“我能健康地活到这岁数,又遇上了这么好的年景,这一辈子,实在过得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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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在杉达大学成立时与朱晓明、王生洪、张学兵、舒文等合影

    退下来后揽了不少与造船关系不大的活

  上海杉达学院(杉达大学)是上海第一所有规模的民办大学,1992年由上海交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部分教授发起创办。杨槱是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本来大家推上海市委的老领导舒文同志当校长,他却把我推上去了。而我对搞教育的事,从来都是不推辞的。”杨槱告诉记者,他目前还兼了上海交大与嘉兴市合办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名誉院长,院长是他的一个学生,杨槱觉得学生搞教育自己总要给点支持的。“不过我做这些名誉校长院长有一个原则:就是兼职不兼薪。不担任具体职务就不应收取报酬嘛。”
  杉达大学的第二任校长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对于这位继任者,杨槱说他十分敬佩。“当校长,尤其是当杉达大学这样一所新办的民办学校的校长,不仅责任重大,有时还不得不处理一些难办的事。谢希德曾是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政协主席,她首肯担任杉达的校长,真是民办高校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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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先队员给自己戴红领巾

    虽然退出一线工作多年,但平日里杨槱似乎总还是忙。忙什么呢?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给青少年学生讲科学、讲人生。“徐汇区的几所中小学,常常举办科学论坛之类的活动,会邀请我们交大的几位院士参加,并希望我们讲讲话。我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杨槱提高了一点声音道:“这是好事嘛!对青少年的教育太重要了,我们国家目前的许多问题,就与干部和群众的文化道德素质,也就是与教育的水平有关。”
  80多年前,孙炳文给杨槱起了个学名,这也许算是共产党人对杨槱最初的一种教育;后来在广州经历了“沙基惨案”,前辈烈士更是用生命和鲜血教会了少年杨槱怎样去爱国和救国。“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如果有过良好的教育,是可以管用一辈子的。”杨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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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弟弟杨君劲在船舶业展览会上

    还在写一本《人、船和海洋》的书

  去年11月,杨槱的第三部科普读物《郑和下西洋史探》与读者见面了。交通大学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为新书的发行举行了一个热烈简短的首发式。沪上有家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作了个有意思的标题:“90高龄的杨槱著书纪念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
  “听说这10多万字的书稿,包括图片资料,都是您亲手在电脑里完成的。像您这样的年龄,能把电脑使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实在是不多见的。您什么时候开始学电脑的?使用的是哪种汉字输入法?”
  “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吧。”杨槱讲了件有趣的事: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碰到了同是九三学社成员的王选,便开玩笑道,能不能让你们方正上海公司以优惠价卖给我一台电脑?结果刚回上海,方正上海分公司就送来了一台优惠价格的电脑。“我用的是全拼汉字输入法。上电脑打字时,身边放本《新华字典》,一碰上拼不准的字,就赶紧查字典,时间一久,自然越用越熟了。”
  杨槱是学界公认的我国造船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奠基者。1962年他撰写的“中国造船发展简史”,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古今造船业的发展历程,言简意赅,此文在造船界评价甚高。他还身体力行,在繁忙的教学与科研同时,亲自撰写了“近代和现代中国造船发展史”、“秦汉时期的造船业”、“早期的航海活动与帆船的发展”等几十篇有关船舶史的论文。在他的积极推动与倡导下,我国的造船史研究工作在8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1984年成立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1985年创办了《船史研究》杂志,杨槱是船史研究会的名誉主任委员。
  最近几年,杨槱更是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有关船舶史的科普书籍写作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5年5月和8月,连续出版了杨槱撰写的每册为10多万字的《帆船史》和《轮船史》。
  “目前我正在写一本《人、船和海洋》的书,已经完成好几章了,看过的人说还不错。我想这本书的涉及面会比前两本大一些,描述的内容也会丰富一些。”是什么力量驱动杨槱忘却了90高龄还如此“沉迷”于他的船舶与海洋呢?杨槱说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海洋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未来的世界,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必将会越来越密切的。他呼吁: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
  
  杨槱对记者说过,《人、船和海洋》一书写完后,他或将还有新的写作计划。一如仰慕他的千万读者,记者期待着健康的杨老再一次为我们的社会贡献他的智慧人生。(顾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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