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２９日，代表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662人齐聚北平，共商建国大计。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的情况下，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庄严而热烈的。大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定了新中国的首都、国旗、国歌、纪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了由１８０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在１０月９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中，在沪的委员有18人：胡厥文、陈巳生、刘长胜、盛丕华、简玉阶、包达三、刘晓、潘汉年、朱俊欣、蒉延芳、金仲华、吴耀宗、张元济、颜惠庆、江庸、周信芳、梅兰芳、李时良。1951年增补胡文耀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3年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刘长胜、盛丕华、吴耀宗被增选为常务委员。

刘长胜及其故居大门

　　　　刘长胜 毛泽东称他“为党立了大功”

　　2004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5周年纪念之日，整体向东平移了130米的上海愚园路81号刘长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刘长胜是解放前上海党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6－1949年，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的他以“荣泰烟号”老板的名义住在二楼。
　　刘长胜早年随舅舅去苏联海参崴，当过报童、鞋匠、码头工人。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后转为中共党员。他曾担任海参崴码头工会主席。1933年，他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5年4月，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委派他携带联络用的密电码回中国寻找中共中央。刘长胜接受任务后，历尽艰险，辗转跋涉，终于在1936年5月到达陕北根据地瓦窑堡，把密电码交给了中共中央，胜利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恢复了通讯联系，毛泽东曾称赞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他到上海参加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协助刘晓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从此开始了他在白色恐怖下12年的地下斗争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长胜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等职。1957年12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革”中，他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于1967年1月含冤去世。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

　　盛丕华 他劝“帮会头子”黄金荣坦白

　　原籍浙江宁波的盛丕华1896年移居上海。1908年10月，旅沪浙江人集会拒借铁路外债，要求收回路权，盛丕华提出捐款以保全浙江铁路。经过宣传，人们纷纷参与集款。1920年，盛丕华参与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常务理事。后在上海、汉口等地经营纱、丝等业务，任上海商会会董。他热心于慈善事业。1931年，盛丕华父子及俞寰澄等出版《新社会》半月刊，发表多篇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日军进占租界后，他与爱国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胜利后，盛丕华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盛丕华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赴南京和平请援团，在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殴打致伤，这使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绝望。1949年8月，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盛丕华提议组织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其后，他团结工商界人士增加生产，保证税收，认购公债，做出了成绩。1951年11月，该会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主任委员。
　　1953年，盛丕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劝说旧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坦白交代罪行，黄金荣的自白书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黄金荣得到了宽大处理。盛丕华还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政策，1956年，他以身作则申请公私合营，之后又为清产核资、行业归口、定股定息做了大量工作，继又建立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分期分批对工商业者进行培训，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盛丕华于1961年2月8日去世。

　　吴耀宗 参与发表“三自革新宣言”

　　吴耀宗1918年夏领洗入教，两年后担任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学校部主任干事。1927年，在美国获神学硕士学位的吴耀宗回国，长期在上海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后又兼任基督教唯爱社中国分社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常与陶行知等讨论时局，坚决主张团结抗日。
　　抗战期间，吴耀宗两度拜会周恩来，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纲领甚表敬佩。抗日战争胜利后，吴耀宗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1949年，吴耀宗受中共中央邀请赴京共商国事。1950年7月28日，他与国内基督教领袖共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宣言很快得到全国基督教界广泛响应和热烈拥护，从此中国基督教彻底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走向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建国后，吴耀宗长期担任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1979年9月17日在上海病逝。

　　胡厥文 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

胡厥文（左）与周恩来（右）交谈

　　胡厥文青少年时期受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痛心于国弱民贫，立志以实业救国。20世纪20年代初，他创办新民机器厂，以后又陆续办了不少企业。1927年被推为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连任达10年之久。
　　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胡厥文联络、组织工商界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工场，抽调技术工人支持兵工厂，赶制武器弹药，并且留长须，表示不驱逐日军出中国，誓不剃须。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为保存民族工业，胡厥文组织江、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内迁，这些迁往内地的企业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1945年12月，胡厥文和黄炎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
　　建国后，胡厥文广泛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对稳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绪，树立对中共的信任感，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文革”后，他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他常说：“现在是工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要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
　　胡厥文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89年去世。

　　陈巳生 他倡议捐献飞机大炮

　　陈巳生早年当学徒工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夜校读英文，后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8年，还到郑州创办青年会，并赴欧美各国游历。1929年，陈巳生返国后开始从事工商业，主要在运输和保险业任高级管理职务。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当时职业界的救亡组织和进步团体。他阅读进步的政治理论书刊，接触进步人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与中共有了联系，他经营的关勒铭金笔厂亦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1945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时，他是发起人之一。1946年初，他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陈巳生还参与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进行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
　　作为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慰问分团团长，陈巳生在朝鲜前沿阵地即席向上海和全国各界人士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倡议。由他首先提出的这个倡议，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布的六一号召的一项重要内容。
　　陈巳生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等。1953年去世。

　　简玉阶 拒绝“中日经济提携”

　　1903年，简玉阶和其兄简照南与曾星湖共创“广东南洋烟草公司”。1909年，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任副总经理。面对“南洋”的兴起，英美烟草公司曾多次企图吞并它，简玉阶主张“合政府与国人之力对抗”、“以先对外招股为对策”，坚持反对合并。1918年，经扩大改组，形成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行股票。1923年简照南病逝后简玉阶继任总经理。
　　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产分散于沪、港及内地，为宋（子文）系官僚资本所把持。日本帝国主义者曾想利用简玉阶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声望，拉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遭到简玉阶的断然拒绝。
　　几十年的商界经历，令简玉阶十分痛恶帝国主义资本势力和反动腐败政府的重压，向往新中国。
　　简玉阶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新中国的政事活动。1957年10月9日，简玉阶病逝于上海。

　　包达三 他将所有财产捐给国家

　　出生于浙江镇海的包达三1906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包达三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共和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因不满蒋介石向浙江临时财政厅厅长强借库银军用票和反对暗杀光复会领袖，遂与蒋分道，去日本继续留学。
　　1918年，包达三投身“实业救国”的工商业活动。他是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之一。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汪伪政府诱逼包达三出任伪实业部长，他坚拒不受。
　　抗战胜利后，包达三参加民主建国会。1946年6月，上海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盛丕华、蒉延芳、包达三等组成和平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在下关车站惨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包达三身负重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达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等。1951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同年，包达三担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包达三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我之赞成社会主义，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中国人，包括工商业者在内，无论从国家、从个人来打算，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是没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1957年4月6日，包达三因病逝世。

　　
　　刘晓 60多年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

　　1926年春，刘晓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惨案后，刘晓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10月，刘晓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党中央派刘晓赴上海恢复和重建地下党组织，领导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从此，刘晓坚持了长达12年的地下斗争，他主动灵活地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恢复、发展和壮大了党的组织和力量。
　　上海解放后，刘晓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刘晓从事外交工作，历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
　　“文革”期间，刘晓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七年零九个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获彻底平反。1988年6月去世。
　　在60多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刘晓以无私的献身精神和顽强的革命斗志完成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党交给他的各项艰巨任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潘汉年 曾经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

　　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的情报工作，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地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底，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1949年，潘汉年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于1977年病逝。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俊欣 全身心投入工会

　　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俊欣1935年进入法商水电公司做工，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斗争。1940年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6月起担任上海法商水电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遵照党的指示，他以“互助储金会”、“聚餐会”等各种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在白色恐怖下，他以“法电”工会理事长等公开职务为掩护，为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朱俊欣曾担任上海总工会副主席。他于1954年担任上海市建筑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66年3月，朱俊欣出任市建工局党委常委、副局长。1968年6月14日，朱俊欣被迫害致死。“文革”后获彻底平反昭雪。

　　蒉延芳 第一任交运局长

　　浙江镇海人蒉延芳早年在上海进入当时较大的运输企业——上海中华捷运公司，一路由职员升为公司总稽核。1920年，他赴欧洲各国考察交通运输和商务事业，归国后任公司总经理，大力主张“客货联运、货畅其流”，推动上海乃至国内的铁路、轮船、长途公共汽车的客货联营。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投身于抗日慈善活动和民主爱国活动，多次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解放后，蒉延芳历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等职。1956年，他出任上海市交通运输局第一任局长，对刚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上海汽车运输行业和汽车修理行业进行改组，促进生产发展，很快确立了国营汽车运输企业在全市公路货运业中的主导地位。1957年8月去世。

　　　　颜惠庆 “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

1949年2月，参加上海“和平使者团”的颜惠庆（左四）、江庸（左五）等在西柏坡与周恩来（右）、杨尚昆（左）合影

　　颜惠庆从小受西方文化的熏陶，1895年赴美留学，获文学士学位。
　　民国后，颜惠庆成为外交部次长、总长。1921年12月和1922年1月，颜惠庆两次代理国务总理，1922年、1924年、1926年他曾三次出任国务总理，主持内阁。1927年后，他开始从事金融企业和社会公益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颜惠庆举家移居上海。他发起组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被推为主席，肩负起救治伤兵、赈济难民、募集钱物等重任。抗战时期，颜惠庆数度坚拒与日伪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颜惠庆担任联合国远东救济与复兴委员会主席。1949年2月，他率李宗仁私人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中共商谈和平事宜。当国民党军队开始撤离上海时，颜惠庆以“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为由拒绝离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颜惠庆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和马寅初一起，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负责主持临时救济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的工作。1950年5月24日，73岁的颜惠庆病逝于上海寓所。

　　
　　张元济 与毛泽东同游天坛的前清进士

　　张元济在光绪年间考取进士，曾任京官。甲午战争后，他参加维新运动，主张政治改革，提倡向西方学习。1897年，张元济创设“西学堂”，同年冬改称“通艺学堂”。维新运动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他离京赴沪，任职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
　　1901年，张元济参与经营商务印书馆，创办《外交报》杂志，并将商务印书馆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张元济从此致力于文化事业，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1929年，作为著名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主持编辑《四部丛刊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后又辑成续编、三编。随后又编成《续古逸丛书》。接着又搜集二十四史的最好版本，经校勘，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对我国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9月，张元济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毛泽东同游天坛。张元济还担任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馆长等职。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金仲华 新闻战线的翘楚和国际问题专家

　　金仲华1928年春进入商务印书馆,1934年任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总编。1935年，他任生活书店编辑主任，除《世界知识》杂志外，还出版《生活》周刊等10余种杂志。金仲华撰写了大量进步文章。1935年12月，与马相伯、邹韬奋、沈钧儒等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抗战爆发后，金仲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向海外侨胞、国际友好团体募捐，又在上海、武汉等地参加编辑生活书店出版的《抗战》三日刊与《全民抗战》三日刊。在香港，金仲华加入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世界同盟，积极从事对外宣传，并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进行募捐，支援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任《新闻报》总编辑。
　　上海解放后，金仲华先后任《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他还是第一至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55年，金仲华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他认真实干，身体力行。“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于1968年4月3日去世。“文革”后，金仲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这位无党派爱国人士被誉为“与我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好战友”。

金仲华一九四六年家中

　　　　江庸 毛泽东手书邀请他赴京参会

　　江庸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归国后授法政科举人，曾任清政府大理院推事、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及政法大学校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
　　1926年，江庸举家迁居上海，在四川路设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非法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立即举行各种形式的援救运动，江庸亦积极投入，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
　　1949年，江庸应毛泽东主席手书邀请，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60年逝世前，江庸将家藏122件文物全部捐献国家。

　　周信芳 一生演过600多出戏

　　1907年，自幼学习京戏的周信芳正式以“麒麟童”的艺名北上演出，时年12岁。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麒派影响亦日益扩大。其间经欧阳予倩介绍，周信芳结识戏剧家田汉，参加新文艺团体南国社。
　　“九一八”事变后，周信芳编演具有民族意识的《满清三百年》、《明末遗恨》以激励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八一三”事变后，他投身救亡运动，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主任。上海成为孤岛后，他借历史故事宣传抗日。这一时期，周信芳在新文艺工作者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抗战胜利后，周信芳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
　　上海解放前夕，周信芳表示坚决留在上海。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处长和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还受命兼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他还入了党。
　　1965年，周信芳对江青指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加工《智取威虎山》的做法不满，指出这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青春”。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信芳的《海瑞上疏》被诬为和《海瑞罢官》南北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从此，他的艺术生命便告终结。
　　一生演过600多出戏的周信芳“文革”中受到批判、打击，1975年3月8日，他在上海逝世。1987年获彻底平反。

梅兰芳（左）与周信芳合影

　　　　梅兰芳 蓄须明志拒日伪

　　梅兰芳出身于梨园世家，8岁学戏、10岁登台，工花旦。他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创造了醇厚流丽的唱腔，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伪想借梅兰芳大师点缀太平，几次要他出场均遭拒绝。他于1938年赴香港，在香港演出《梁红玉》等剧，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1941年香港沦陷后，梅兰芳安排两个孩子到大后方读书，自己于1942年返沪。为了拒绝为日伪演剧，他蓄须明志，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在上海复出。解放后，他于1950年回北京定居，历任文化部京剧研究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等职，除了演出、著书等，他还先后培养、教授学生100多人。1961年8月8日在北京去世。

　　李时良 退休后当上居委主任

　　李时良1924年进江南造船所铜工间做工。1927年，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江南造船所后，李时良毅然离所。他设立所工会临时办事处，几经周折，迫使日方交出扣压的职工储蓄金及所方补助金，帮助失业工友暂度难关。1945年8月，在中共帮助下，李时良设立工会临时办事处，迫使所方答应抗战前在所工人全部复工。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护厂斗争。1956年7月，李时良加入中共。他曾任江南造船厂工会副主席、厂监察室主任和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等。
　　1958年退休后，一生乐于助人的李时良当上了居委会主任。1974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