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源培

　　胡锦涛总书记近期强调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他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任务，并将其主要内容科学地概括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概括精要，内涵深刻，既传承了中华美德，又赋有时代精神；既高瞻远瞩，又具有实践操作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风气建设的根本内容，提升和开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境界，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荣辱观”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荣”是人们通过肯定、赞扬、提倡、褒奖这些形式，对良好道德的社会评价和产生的个人自尊感受；“辱”则是通过否定、批评、贬斥、惩罚这些形式，对不道德社会行为的鞭挞和个人的羞愧体验。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荣辱观”建设，视其为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得以存在和昌盛的道德基础。荀子认为，“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荣”是一个人“意志修，德行厚，知虑明”的体现；“辱”则是“流淫污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的体现。龚自珍认为，寡廉鲜耻是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突出病症。百姓不知耻可以辱身，富者不知耻可以辱家，士人不知耻可以辱国，卿大夫不知耻可以辱江山社稷。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要想兴民风、厚德泽，就一定要重视“养人之廉”，“去人之耻”，“催助天下之廉耻”。中国传统道德的荣辱观，是以是否做到“仁”和“义”为主要标准的，所谓“仁则荣，不仁则辱”，“由义为荣，背义为辱”。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抓好“荣辱观”建设？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八荣八耻”新风气。

　　重视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给国民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由求“统”到多样，由依赖到自主、由封闭到开放、由平均到竞争。然而，在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中，我国的社会风气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消极的东西，有的还日趋严重。邓小平同志最早对这种情况表示十分不满和忧虑。他就社会风气问题说过：“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很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社会风气是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如人们生活需要清新的空气一样，现今的中国更加需要良好的社会风气，它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生活和社会和谐。社会风气好，人人得益；社会风气不好，其结果将是人人受害。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特别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

　　切实搞好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需要对不良社会风气产生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分析。其一是和我国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有关。由于各种利益和观念的碰撞，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这就会在某些社会人群中诱发出对公共道德“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怀疑，并造成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共识、秩序和意义的缺失。其二是和市场经济的弱点有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市场活动中存在和出现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它也有弱点和消极方面。诸如自发产生出一些追求拜金、享乐、利已、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对于这些错误的、丑恶的东西，必须予以抵制、批评和纠正。其三，随着对外开放，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西方世界的某些腐朽东西会乘机而入，并且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的东西相结合，腐蚀人们思想，败坏社会风气。鉴于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表明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加强我国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需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对此绝对不能动摇和后退。但是，完善需要更好地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一努力会更加困难。江泽民曾经强调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为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新的升华。现在又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旨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二者相辅相成，将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善。

　　从历史上看，西方市场经济的核心观念是“经济人”，认为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人。但是，斯密在《国富论》提出这一假设的同时，他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必须拥有的。”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但是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伦理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这种需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努力解决好这个难题。198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布坎南就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要警惕“未启蒙的利已主义”。他不主张对市场经济完全采取“技术主义”的做法，强调必须有相应的道德关怀。他认为：对于社会来说“道德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识，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础。”

　　以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气建设确实倾心不够，有人误认为它会“水到渠成”式的自发产生；某些提法确有片面性，如“精神文明建设要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等，似乎二者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单向关系；对于“经济人”的不加限制的扩张、甚至是泛滥的后果估计不足。“八荣八耻”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设自身的道德基础、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气，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提高文化自觉能力。在全社会倡导“八荣八耻”，既需要努力承继中华传统美德，又需要对这种传统美德契合进积极的现代意识，例如契合进科学理性，适应“科教兴国”的需要；契合进契约精神，以应对市场经济的需要；契合进法治精神，从“人治”逐步走向“法治”。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在碰撞中善于吸取，以不断增强其活力。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实践。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从“七不”向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要努力使“八荣八耻”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行为规范，渗透进学习、工作、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要重视经济政策的道德导向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扬正气，抑邪气。要致力于机制建设，将教化与赏罚相结合，前者固人心人性之本，后者为荣辱提供法规、法律支持。要培养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他人的感恩意识，强化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从未成年人抓起，更需要从“大人”们抓起，因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其可塑性极强，但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主要是由“大人”提供的，“大人”们是否能做到向荣辱恶、身体力行，将会对未成年人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大人”们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官风”不正则不能正“民风”，更加需要切实以党风和政风建设为抓手，真正做到“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