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栋

　　一、价值观的多样性与普遍性

　　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决定人们有不同的荣辱标准：你以为荣，他以为耻；你以为耻，他以为荣。因此，荣辱混淆，荣辱颠倒，在现实社会中是常见的事情，追究原因，根源就在价值观念。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社会在商品短缺、普遍贫穷、信息闭塞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成绩辉煌，举世瞩目。在此期间，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滋长着多元化的现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它使得人们对于生命、对于社会、对于个人安身立命、进退出处都有不同的趣味和选择，发展卜去，可致相互之间失去共同语言，思想感情上如同陌路之人。

　　事实上，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对过去社会生活单一而贫乏的状态的超越，可以预言，社会生活还将随着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更加个性化、多元化；但是，社会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社会价值观还有统一性和认同性亦即普遍性的一面，就是这一方面决定着特定社会的主流和基本属性，这一方面如果淡化消退、迷茫不彰，那么，这个社会的维持和运转就出现问题了。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3月4日发表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这里说的正是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性和认同性亦即普遍性。为了毫不含糊地表达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他更明确地提出“八荣八耻”作为全社会的道德规范。这一呼吁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于整合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强烈要求，发表以后，立即得到全社会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这也说明社会在期待着强化价值观的统一性和认同性的一面，期待着给丰富发展着的个性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奠定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石。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既正面地号召“要在全社会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又明确地提出要“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很不寻常地在要求“以什么什么为荣”的同时，提出要坚持“以什么什么为耻”!这一提法的确很不寻常，我们记得六十年代的上海提过“以讲卫生为光荣，以不讲卫生为耻辱”的口号，以后就没有再听到过“以什么什么为耻辱”了。“以什么什么为荣”，是正面的坚持和倡导；以“什么什么为耻”，是反对，是抵制，是祛，是惩。这个提法是很重的，然而，也是不得不重。因为，”八荣”可以说仍是社会共识，“八耻”则实在已是未必然了。“好逸恶劳”还可耻吗?隐约之间甚至公开宣扬以“逸”为荣、以“劳”为耻的声音还少吗?不是早就在歌唱“潇洒”，一味追求“酷”、“爽”了么，“你累不累?!”也早就变为嘲讪语了。“休闲”、“时尚”已经跨越职场内外八小时内外的界限，艰苦劳动、油污汗臭、胼手胝足，真的沦落到被厌“恶”的边缘了，至少，在各种文艺作品里，已被“边缘化”了。“骄奢淫逸”还可耻吗?更难说了!也许，不惟已不可“耻”，反而已是可以夸耀人前的光“荣“，并已成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了呢。至于“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虽然，没有人有勇气出来公开否认其为可耻，社会公论也还仍然以为这些都是不对但是，要说把这些都视为奇耻大辱，断断乎不可为的人格戒律，则又似乎已不到这个程度；请看，那些为了小团体利益、为了保护地方利益的群体不是就在那儿明目张胆地制假卖假、坑蒙拐骗吗?涉利干群们回护犹恐不及，何尝为之羞愧难当呢。

　　因此，既提倡“以之为荣”，又提倡“以之为耻”，当头棒喝，振聋发聩，完全是必要的。现实社会正需要整合客观存在着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强有力地赋予一个统一性的、认同性的、普遍性的基本道德规范作为基础，这才有可能培育起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全民族素质，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

　　二、在具体工作中抓住价值导向这个灵魂

　　什么是社会风气?胡锦涛同志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怎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呢?当然就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就要端正社会价值导向。怎样端正社会价值导向呢?这正是我们应该着重讨论的问题。

　　有一种论调已被证明是片面的，不对的。那就是：经济富裕了，风气自然好。在改革开放刚起步时，这一论调恰好成为只重经济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遁词。那时，人们莫不急于摆脱贫困，内心可能就以为真的会如此，何况古代贤哲早有明训：“仓廪宽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语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但是，时间已经证明这种“风气自然会好论”是不对的，无须论证，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社会财富明显地增长了，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长到22257亿美元”(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语)，在此期间社会风气进步了多少呢?这一论调今天还有什么市场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讨论这个社会价值导向的问题了。

　　讨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问题，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特爱讨论的一个话题。三代周秦太古了，先不去说它(其实是有许多话题资源可说的)，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议论和研究、争论就没有中断过。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我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曾经参与过的一段行风评议的实践活动。对这段行风实践活动我是相当投入的，其原因最初是想尝试一下民主监督的实际工作，接着，随着切入工作逐渐深入，我发现这一实践很有意义，于是，更加投入了。其结果，形之于文字的是一篇工作研究报告：《行风评议的意义、权威性、方式方法》(上海市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编《十年纠风路——上海十年纠风工作实践与思考文集》2000年，内部发行)。我在阐述行风评议的意义时，首先说：“应该说，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形成以严惩大案要案、干部廉洁自律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为主体的总格局，是我国纪检工作的一个重要进展，其基本精神在推动党风、政风和行风的建设，最后形成社会主义良好社会风气”，接着，分析“行风评议工作作为行风建设的一个环节有它的政治、经济和精神三重意义”，然后提出了一个希望：“我国党政机构中恰好有相应的纠风办、体改办、和精文办分工进行管理指导。—一一—我们应该把这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结合起来，统筹运作，加大传力度，力求实效，使之相互促进，共同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作出贡献”。这自然是书生之论，然而，书生走出书斋和学校，在行风评议中看到了经济领域里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又触摸到了职业道德建设问题，这一新鲜感受却是真实而准确的：在上述三条系统中工作的同志，他们分别由不同的部门领导，每天忙于大量的具体工作，就反而疏于考察统筹运作的结合了。我们今天讨论坚持八荣八耻、讨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离不开讨论如何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背景的，因此，在讨论的时候我自然地想到了纠风工作、体改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这三方面的工作近年来又都取得了新进展，比如，在纪检和司法方面提出了打击“商业贿赂”的任务，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商业贿赂”几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又腐蚀力特强，它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消解社会廉耻原则，已是一大社会公害，因此，提出之后，社会舆论普遍支持。然而，这一斗争任务同时具备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不是很明显的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这一斗争必将互相得到有力的支持，“八荣八耻”的社会正气也必将从这场斗争得到发扬。

　　因此，一方面做具体工作的要注意工作中的社会价值导向，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导向不是虚空不可捉摸的，它就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具体工作之中。只有在工作里注意观察、发现和抓住社会价值导向，才是抓住了工作的灵魂，体现了工作的以人为本的精神。

　　三、抑制“泛商业化”、“泛娱乐化”、“泛游戏化”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讨论社会风气，讨论社会价值导向，出台各种改革政策，设计各种配套措施，然而，对于市场经济由涓涓细流而渐进发展为波涛汹涌的洪流所产生的社会巨变将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力度，我们是思想准备不足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怎样因应新形势、新问题，坚持端正社会价值导向的努力并维持其渗透力，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可以援用，我们对此也是认识不足的。

　　二十世纪百年间，我们中国人经历了多次剧烈的社会变革，最初是由帝制转为共和，然后，是新文化运动和席卷全国的大革命浪潮，接着，是五十年代开始对全社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现在呢，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场社会改革的规模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真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呢!近日再读《共产党宣言》，读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时，感觉到作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时期的巨大威力的描述真是精彩，作者的观察体验真是敏锐，反观近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

　　勃发展的势头，对于历史的规律性的运动有一种真切的感受。请看这一段：“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有这种感受可能是共同的，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变化上。今日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一套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和思维习惯，第一条就是“突出政治”，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上纲上线；为突出政治，所有单位都有政治学习制度，雷打不动，报告发言，批判检讨，既严肃又认真，即使偶然安排看电影，也必定性为“教育电影”，看后要求学习讨论。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些都逐渐淡化了，新一代青年对于这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已经不了解，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精神似乎取代了往日的政治挂帅，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所有的行业都精心计算起经济效益，争取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做大自己的蛋糕，拉拢客户，推销产品，商业贿赂满天飞，习以为常，欺骗广告随处有，见怪不怪。如果把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特征叫做“泛政治化”的话，那么，今天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泛商业化”了。

　　在“泛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下，怎样坚持端正社会价值导向呢?正如经济领域中要打击商业贿赂，在思想领域中也要抵制和反对八种可耻的思想和行为。同样地都要扶芷祛邪、惩恶扬善。然而，泛商业化精神对于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已成为世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了，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由德国魏伯乐等三名教授主编的新书：《私有化的局限》，这是提交给世界著名思想库——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书中在分析私有化对于文化层面的影响时，指出私有化可能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作者申明他是在广泛的意义上讨论私有化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市场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泛商业化精神的确在侵蚀普遍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使其屈从于商业利益的需要，他们的研究不是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印证吗。

　　在泛商业化精神熏陶下，社会上又膨胀起来一种来势汹汹的“泛娱乐化”、“泛游戏化”的浪头。这也许是对过去那种“泛学习化”、“泛说教化”的物极必反吧。但是，娱乐而至于泛、游戏而至于泛，对几乎所有权威的东西都要“颠覆”、都要“解构”，把什么都拿来“戏说”、“大话”、佛头着粪、焚琴煮鹤、无厘头、搞怪，这种超常的娱乐和游戏，除了把“娱乐”、“游戏”绝对化并置于一切事物之上以外，对于所有的价值观恐怕都是危险的毒药，又因为“泛”化有淹没职场内外、八小时内外的趋势，恐怕对于所有的城乡青少年的成长也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娱乐和游戏虽然都是正常的，但是，“泛”化却必须节制和降温，这对于正常的价值观的培育和成长是必要的。《私有化的局限》一书在分析私有化的挑战后，指出应对的办法是：由政府、私有企业和市民社会这三个支柱共同发挥作用来接受挑战，以保障社会群体的利益。看来，只有政府的行政管理是不够的，市民社会的广泛的民主参与是必要的，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启发的吗。

　　把商业活动和商业精神规定在一定的范围以内，不让它泛化，娱乐和游戏的空间，应该在八小时以外，不应该泛滥开去，政府、企业和社会舆论都有防范的责任，三方面共同看护公众利益，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这应该是宏扬“八荣八耻”基本道德规范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