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陈江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讲话，为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了深刻的内涵，提出了基本的准则，不仅对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而要真正将胡总书记的指示落到实处，最关键的是实践，决不能仅停留在“知”与“论”的层面。现实需要和历史经验皆昭示我们，道德自律的根本在于“行”。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长期保持着伦理一政治型的文化传统，道德意识、伦理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学说，不仅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而且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言论与行为起了极其重要的规范、制约作用。尽管传统的伦理道德与现今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后者毕竟是以前者为渊源，经升华、发展、改造而形成的，尤其是前人在道德规范知行关系上的阐说与实践，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

　　自西周时提出“敬德”的观念后，1“德治”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和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以道德伦理为内核的“德治”原则与“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主要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以外在的形式对违规者加以制裁，而前者则强调将外在的道德学说和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意识，并通过身体力行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显而易见，在“德治”原则的实施过程中，实践的环节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因此，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同时，皆坚持知行统一的观点，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例如，先秦时代的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道焉，己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2宋代以来，知行问题更受到广泛的关注。朱熹即提出知行相须，不可偏废的观点，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3与此同时，朱熹还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4可见，在朱熹看来，道德意识虽为前提，但最重要的仍是落实到“践行”上。明代的王守仁进一步申说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6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加“行”置于“知”前，强调：“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7

　　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古代中国，道德制约曾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调节功能，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道德实践也对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持守高风亮节，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宋末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热情赞颂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羌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8无数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是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过程中实践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因此而成为彪炳千古的“民族脊梁”。

　　然而，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在权势、金钱、女色等各种诱惑之下，不少人虽有道德的认知，却无道德的实践，故在中国历史上“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也不乏其人。如汉代以来，社会上流行以传统伦理道德品评人物的风气，不少行为卑鄙的小人，却“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9极力将自己伪装成具有孝义高行的名士，藉以谋取高官厚禄。东汉的黄允“以俏才知名”，后因司徒袁隗想将侄女嫁给他，竟欲将原配之妻赶出家门。其妻见他如此绝情，遂大集宾客，“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黄允自此身败名裂。”10同时的赵宣为显示其“至孝”，尊亲去世安葬后，竟然入居墓道之中，摒弃声色，服丧二十多年。因此，乡邻盛赞其孝，多次向官府举荐。后来才知道，赵宣的五个儿子都是在墓道中生的。11北朝时，还有人为显现其“孝悌”之行，居丧时竟然“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12这些假仁假义、假孝假廉的“伪君子”显然对伦理道德的准则研究得很深，捉摸得很透，但他们的“知”并不是为了“行”，只是用作沽名钓誉、谋取利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行为更可恶，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更严重。清代前期流行的一则笑话也颇发人深省。“新安某翁，挟千钱至吴门作小经纪。后家日泰，抱布贸丝，积赀巨万”。众人向其求教，他称，除须去掉贪图眼前享受的眼、耳、鼻、舌、身五个“外贼”外，还必须去掉“内贼”。“众曰：‘何为内贼?’翁曰：‘内贼亦有五，仁、义、礼、智、信是也。仁为首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神前立誓，永不妄行一善，省却几多挥霍。匹夫仗义，破产倾家，亦复自苦；我见利则忘，落得一生享用。至礼尚往来，献缟赠贮，古人太不惮烦；我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智慧为造物所忌，必至空乏终身；只须一味混沌，便可常保庸福。若干金一诺，更属无益；不妨口作慷慨，心存机械，俾天下知我失信，永无造门之请。此五者，皆除内贼之诀也。精而明之，不爱脸，不好名，不惜廉耻，不顾笑骂，持此以往，百万之富，直反掌间耳!”13当然，这则笑话是不能一笑了之的，因为它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上的一些人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真实心态。他们也知晓人际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却视之为“仇敌”，必欲去之而后快。

　　知行背离导致道德沦丧的诸多事例，不仅从反面说明了道德实践的重要性，而且也使人们认识到，“行”往往较“知”更为艰难。因此，古人曾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14“非知之艰，行之惟艰”15的感叹。朱熹据此立论，认为：“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16王夫之也认为：“故‘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艰者先，先难也，非艰者后，后获也。”17他们都强调了道德践履的重要与艰难。

　　正因为认识到“行”的重要与艰难，古人在构建伦理规范，注重道德教化之时，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要求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清人管同对此有一段深刻的表述：“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18作为尊者、长者，更应该起表率作用，以自己的高尚品性和道德实践来服人、感人，率领众人共同向善，惟有这样，才能出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19的局面，实现传统社会中的“安定”与“和谐”。反之，则会陷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20的困境。对尊长者的“失德”所造成的恶果，民间也有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等。

　　胡总书记有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示，是针对时弊而提出的，可见，即便在当今社会，道德规范的践履仍有其艰难的一面。所以，要真正落实这一指示，使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的建设有实质性的推进，除进行大力的宣传教育，辅之以相应的制度保障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可以从前人道德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获得深刻的教益。

　　1《尚书·召诰》即记载：“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2《荀子·儒效》。

　　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大学一》。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学三》。

　　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语录一·传习录上》。

　　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语录二·传习录中》。

　　7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8文天祥：《文山集》卷20。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1“汉顺帝永建二年”。

　　10《后汉书》卷68《郭太传》附《黄允传》。

　　11《后汉书》卷66《陈蕃传》。

　　12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名实篇第十》。

　　13沈起凤：(谐铎)卷7“鄙夫训世”条。

　　14《左传·昭公十年》，杜预为此语作注称：“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

　　15《尚书·说命中》，此为伪《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但反映了魏晋时候的思想。

　　1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学七》。

　　17王夫之：《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18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6《与朱干臣书》。

　　19《礼记·礼运》。

　　20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治家篇第五》。